上海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、同濟大學特聘教授諸大建深耕“循環(huán)經濟”研究20余年。作為將“循環(huán)經濟”理念引入國內的第一批人，在他的心中，要實現上海的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，必須走循環(huán)經濟道路，而上海要走上循環(huán)經濟道路，“垃圾革命”是必過的一關。他說，“在處理生活垃圾這件事上，上海已無退路?！?p>　　今年7月1日起，上海將步入生活垃圾強制分類的新時代。已無退路的上海，如何打好“垃圾革命”這場硬仗？《解放周一》專訪了諸大建教授。

　　東京是最值得上海對標的城市

　　解放周一：在當下的上海，生活垃圾強制分類正逐步鋪開。面對這場全市動員的“新生活運動”，市民們有期盼更有忐忑。而您卻堅定地認為，在處理生活垃圾這件事上，上海已無退路。

　　諸大建：是的。城市就跟人一樣，不僅要“吃”好、“穿”好，“新陳代謝”也要好。垃圾是城市代謝的產物，一旦代謝不佳，城市就會不堪重負、運轉困難，品質生活無從說起。

　　據測算，上海目前每人每天產生的垃圾已超過1公斤，整座城市每天產生的垃圾總量超過2.6萬噸，正在逼近生活垃圾處置能力的極限。若不想在將來陷入被動，必須現在就采取主動、有效的措施。

　　按照政府有關部門公布的數據估計，上海目前生活垃圾焚燒占比約40%，填埋處理約40%，循環(huán)利用的比例小于20%。而倫敦與此對應的三個比重分別為40%、30%、近30%，東京大約是75%、3%、20%。

　　解放周一：說到要成為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大都市，上海過往大都是以紐約、倫敦、東京、巴黎為對標城市進行討論與學習。但這一次，您特別強調，在對垃圾革命經驗的學習與借鑒上，東京是最值得上海對標的城市。

　　諸大建：沒錯。無論東京還是上海，都是人多地少的亞洲城市。因為地少，我們跟歐美遇到的垃圾問題就很不一樣，無法選擇以填埋為主的垃圾處理方式。也正是因為人多地少，東京一開始選定的戰(zhàn)略，就是從以填埋為主走向以焚燒為主。這和上海目前擇定的階段大方向也很像。而且，在城市的人口和空間布局上，東京也與上海接近。在空間上，東京的規(guī)模與上海中心城區(qū)的規(guī)模相仿。東京的垃圾問題主要集中在東京都23區(qū)，上海的垃圾問題也主要集中在中心城區(qū)。

　　此外，上海與東京在市民生活習慣和城市管理結構上也很相像。由于兩座城市產生的垃圾品種相似，相近的飲食習慣都導致了廚余垃圾水分較多、較難采取直接焚燒的處置辦法，于是，紛紛在選定“回收利用率更高、填埋比重最低”的大目標后，走上垃圾分類、源頭減量的必經道路。

　　東京垃圾問題的三次變革

　　解放周一：東京為了解決垃圾問題，走過了怎樣的歷程？

　　諸大建：東京解決垃圾問題的歷程，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、三次變革。

　　最初的東京垃圾滿地、臭氣沖天，焚燒的想法產生于上世紀60年代，但在整個70年代，東京處理垃圾的方式仍然是以填埋為主。

　　當時，東京都23區(qū)的垃圾主要靠江東夢之島的填埋場處理，后來受到了江東人的抵制。東京都想在杉并區(qū)、多摩等地建垃圾焚燒場的想法也受到當地人的抵制。由于當地人在垃圾車經過的道路上挖坑打樁，東京都政府轉而決定由各地自己建設小規(guī)模的焚燒廠，解決自己的垃圾問題。此間，東京都也曾將垃圾運到北海道、四國、九州等地，均先后受到過抵制。這是第一階段。

　　上世紀80年代，東京開始用焚燒替代填埋。1990年前后，焚燒成為東京垃圾末端處理的主導方式。這是第二階段。

　　由于到郊區(qū)或外地處理垃圾受到抵制，東京決定在市中心建設焚燒場，甚至在市政府旁邊選址，“在夾縫里造焚燒廠”的說法就是這么來的。幸運的是，這樣做倒逼了防污染技術的進化。東京引進德國和瑞士技術并進行日本式改造，所建造的垃圾焚燒廠像博物館一般莊重，一改往日的公眾形象，慢慢贏得了市民的認可。

　　上世紀90年代，日本人在吃盡垃圾苦頭之后，想到了垃圾是自己的問題，開始強調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的處理量。東京垃圾革命由此進入第三階段。

　　1990年，日本政府把垃圾問題作為中心問題提了出來，這回的重點正是減少垃圾處理量。東京開始加強堆肥并對垃圾進行資源化管理，試圖減少垃圾總處理量。終于在2000年，東京的垃圾回收利用率達到了20%、焚燒超過了70%、填埋不斷逼近最小比例，實現了人均垃圾從大于1公斤到小于1公斤的變革。

　　2000年前后，日本啟動循環(huán)型社會建設，提出針對垃圾問題的循環(huán)型社會基本法，強調通過3R原則（即減量化、再利用、再循環(huán)）減少垃圾的產生。循環(huán)型社會的概念覆蓋了從末端處理到消費、生產的全過程，以大幅度消滅廢棄物為終極目標。東京垃圾革命就此進入新階段。

　　上海有三大后發(fā)優(yōu)勢

　　解放周一：該如何看待我們和東京之間的差距，找到最適合我們的道路呢？

　　諸大建：如果將上海與東京進行對照，會發(fā)現兩個落差。這兩個落差決定了，上海接下來可能得通過“兩步走”來縮短差距。說得形象一點，就是先站住、再站高；先解決我們垃圾處理上的“及格線”問題，再努力去達到與國際大都市地位相稱的“先進水平”。

　　上海在垃圾處理上和東京之間的落差到底是什么呢？1990年前后，東京已經變成焚燒和分類收集為主。那我們現在到了2019年，仍然是混合堆放。我們這次垃圾革命得先解決分類收集的問題，不能分類的仍舊只能以填埋為主。只有分類收集成功了，才有后面的焚燒為主和資源循環(huán)再利用。這是第一個落差。

　　第二個落差就更大一點了。剛才講的落差，是垃圾已經產生了，怎么把它處理好。接下來要面對的問題是，垃圾能不能少產生一點。

　　到了這一步，就不光光是環(huán)衛(wèi)局的事情了，是整個社會的事情，必須從生產生活方方面面去努力。而且，東京人均垃圾產生量在1990年達到歷史最高峰值，之后就不斷減少，上海目前的垃圾量還在往上走。換句話說，假設我們能夠如計劃中設定的那樣，在2020年前后實現垃圾分類和焚燒為主的目標，那么，下一步的目標才是降低人均垃圾產生量。這個目標是不是馬上能夠實現？恐怕至少要花上10年左右的時間。當然，這兩個落差是我們的發(fā)展階段導致的，我們不能因此妄自菲薄。伴隨著時代的進步，我們完全可以奮起直追，縮短趕上東京的時間。

　　如今，上海在垃圾革命上的頂層設計已經到位，相應的立法和措施也已經陸續(xù)出臺。上海向垃圾發(fā)起總攻的時候到了！接下來，上海有兩步可以走。

　　第一步，先解決末端垃圾處理問題，把垃圾分類收集做到位，實現從填埋為主到焚燒為主的轉變。

　　第二步，到2020年，基本實現原生垃圾零填埋的目標。

　　這個目標，上海還是提得比較高的。

　　解放周一：您對上海在未來十余年間實現跨越式發(fā)展充滿了信心。

　　諸大建：回頭去看東京在2000年以前走過的路，我們的信心可以來自“后發(fā)優(yōu)勢”。

　　上海的第一個后發(fā)優(yōu)勢是“綜合”。上?，F在的工作重點是以焚燒為主替代填埋為主。但畢竟焚燒也不是好辦法，依然會有大氣污染產生。為此，我們需要配合堆肥、回收利用等做法多管齊下。

　　第二個后發(fā)優(yōu)勢是“倒逼”。原來我們是垃圾產出多少就處理多少，后面的流程完全服務于前面的流程，完全放任垃圾產生，并不斷進行填埋場和焚燒爐的擴能。什么是倒逼呢？倒逼就是通過框定填埋量和焚燒量的“天花板”，倒過來逼著垃圾的產生量和處理量必須削減。上海的垃圾產生量和處理量不能再毫無限制地擴張了。

　　第三個后發(fā)優(yōu)勢是更高技術水平的垃圾處理設施。上海雖然后起了，但可以用最先進的技術來支撐我們改變現狀的決心。我相信，如果我們能夠充分利用上述三點優(yōu)勢，我們的“戰(zhàn)役”是可以在較高水準上打響、站穩(wěn)的。

　　垃圾革命的最高前景是建設循環(huán)型社會

　　解放周一：可不可以這樣理解，垃圾分類收集成功只是“垃圾革命”的第一步，只有當全社會都主動地從源頭上減少垃圾產生，才算解決了最根本的問題？

　　諸大建：沒錯。從本質上來講，世界第四次工業(yè)革命的最高目標就是垃圾革命。所謂綠色經濟、綠色創(chuàng)新，無外乎對無廢技術和產品的倡導，對資源再循環(huán)、再制造、再利用的強調。垃圾減量才是真正高水平的戰(zhàn)略。所以，在我看來，上海垃圾革命最重要的戰(zhàn)略任務，應該是實現垃圾總量和人均垃圾量的雙降。

　　這一點說說容易，難的是全社會從生產模式到消費模式全方位做出改變；不僅制造出來的產品要從粗大笨重轉向輕小薄靈，盡可能減少包裝和物流環(huán)節(jié)的物料耗費，消費模式也要從一次性向耐用性轉變，變個人擁有為大家共享。在此過程中，物質的生產和消耗都可以減少，人們能從中獲得的服務和滿意度不該減少。對上海來說，垃圾革命的最高前景就是建設循環(huán)型社會。

　　日本從2000年前后開始的循環(huán)經濟建設，用了三個指標來控制城市發(fā)展。第一，無害化處理量要減少，填埋、焚燒都要減少，以“無廢城市”為最高目標。

　　第二，物質利用的循環(huán)比例要提高。小到堆肥、一次性包裝的循環(huán)、物品的反復使用，大到整個城市循環(huán)再利用物資占資源總投入的比重，循環(huán)率越高，整個城市的循環(huán)性就越好。

　　第三個指標是城市資源的凈投入能否減少。

　　如果說，“經濟密度”揭示的還只是土地和GDP之間的數量關系，那么，我認為可以有一個“經濟的垃圾密度”，來揭示一座城市單位GDP的垃圾產出。誰在單位GDP的實現過程中產出更少的垃圾，誰的經濟效率就更高、更綠色。如果上海垃圾革命可以有一個更高目標的話，我想，應該是從一座高收入、高垃圾的城市，進入高收入、低垃圾的新階段。

　　解放周一：東京能走到今天，整個社會發(fā)自內心地想要去改變現狀的愿望，以及那種從上到下的動員能力讓人印象深刻。在這一點上，我們是不是也要找找差距，想想縮短差距的辦法？

　　諸大建：這一點肯定也是很重要的，但羅馬不是在一天之內建成的！

　　說到底，垃圾處理最關鍵的環(huán)節(jié)是“出門100米”，垃圾問題首先是一個社區(qū)衛(wèi)生問題。上世紀70年代，東京人還在為了垃圾問題爭來爭去，為何到了80年代，就能在垃圾分類收集上大有進展？因為如前文所述，東京老百姓在吃盡了垃圾的苦頭后終于認識到，垃圾問題終究是自己的問題——如果不分類，垃圾就沒辦法清運，整個小區(qū)從環(huán)境狀況、居民生活滿意度，到對外的口碑、房價，都會受到影響。而如果小區(qū)內重視這一問題、愿意做出正向改變的居民越來越多，在整個人群中所占的比例不斷擴大，這個問題的解決就會出現轉機。說到底，每一位市民都是垃圾的生產者和管理者，當自覺的人超過50%，革命就有了轉向勝利的希望。

　　當然，垃圾問題不能等到大家都有所覺悟了，才去推動相關變化的產生，必須在當下立即采取剛性手段才行，對于違法者，不能給予任何可以討價還價的余地。在這個推動變化發(fā)生的過程中，胡蘿卜和大棒都非常重要；必要時，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應該多管齊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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