隋代時，長安城逐漸呈現(xiàn)出國際性大都市的氣象，在隋文帝開皇之治時，長安城里住著數(shù)十萬人。如此眾多的人口生活在城里，每天必然會產生很多生活垃圾和人畜代謝物。
史料記載，不少老百姓把生活垃圾全部傾倒在門口，日積月累，部分街道比兩邊房屋高一丈多；有的老百姓挖掘大土坑掩埋垃圾，任由它們壅滯地下，腐爛分解，結果產生大量硝酸鹽之類的毒素，溶于水并下滲，導致地下水中的硝態(tài)氮含量上升，地下水由此變得咸苦，不可飲用。據《隋書·庾季才傳》記載：長安城“漢營此城，經今將八百歲，水皆咸鹵，不甚宜人”。
為了擺脫已污染的水源區(qū)，開皇二年（582年），隋文帝楊堅在漢長安城東南部龍首原的南坡（在今西安城及城東、城南、城西一帶），花了9個月時間，新建了大興城（隋文帝在北周時被封為大興公）。同時，挖掘龍首渠、永安渠、清明渠，并引浐水、皂水、潏水入城，以解決城區(qū)用水問題。
盡管城市里大多數(shù)人受困于垃圾之苦，但還是有極少數(shù)人，在成堆的垃圾中發(fā)現(xiàn)了無限商機。其中唐代的羅會、裴明禮和竇乂（yì）等人就是通過垃圾而致富的代表。
據唐代張鷟（zhuó）《朝野僉載》記載，生活于唐初的羅會，通過收集長安城里人畜的糞便，向郊外農民出售而發(fā)家致富。
另外一位靠垃圾致富的就是《太平廣記》里記載的裴明禮。裴明禮，河東（今山西）人，活動于唐太宗年間，其做生意的訣竅是“收人間所棄物，積而鬻之”，換言之，他就是通過低價收來垃圾后，進行分類整理，賣給百姓，幾年之后，便擁有萬貫家財。
裴明禮的這個做法，很多年后給另一個長安大商人以啟發(fā)。這人就是竇乂。竇乂13歲那年，親戚張敬立從安州（今河北安新縣）卸任回到長安，帶給甥侄十幾雙絲面布鞋作為禮物，竇乂得到的是一雙太大而無法穿的鞋。他并未沮喪，拜謝張敬立之后，拿到長安西市賣了500文錢。
五月的長安城，榆錢黃熟，滿城飛落，成為垃圾。竇乂用這500文錢到鐵匠鋪買了兩把鐵鍤，掃聚了一斛榆錢種子，然后來到伯父管理的祠堂內，在祠堂后院的荒地上用鐵鍤開荒，并整理了四五十條土壟。他將這些榆錢種子種在土壟上，后來長出不少榆樹苗。第二年秋天，他砍下部分榆樹，把榆樹枝挑到柴火市場去賣。此后連續(xù)幾年，都賣樹枝。第五年，他砍下較粗的榆樹，賣給別人做屋椽、造車，大賺了一筆。
最令人津津樂道的是“竇乂買坑”的故事。據記載，長安西市坪行南邊，有十余畝地勢低洼的土地，這里是酒樓飯館污水匯聚之所，竇乂用很低的價格把它買下來。他在該地中間豎一根木桿，其上掛了一面旗幡，其周邊設立六七個小攤位，用來作煎餅、小團子等吃食。他招募孩子們來這里投擲瓦礫，凡是打中旗幡的，便獎勵煎餅、團子。不到一個月，長安城內的兒童爭相而來，投擲的瓦礫填滿了這塊低洼地。竇乂便在這十余畝土地上建造了二十多間店鋪，因為周邊都是酒樓飯館，店面全部租賃出去了。這個地方后來得名“竇家店”，成了繁華市區(qū)。
曾在中國生活數(shù)十年的傳教士曾德昭記載，明朝的城市和鄉(xiāng)村間，已經形成了完備的產業(yè)鏈，不但耕作所需要的各種糞便，有專門的人員從城市里回收，然后運載到鄉(xiāng)村里出售，甚至各種城市生活垃圾都有專門人員回收，哪怕“扔到街上的破布”，都會被迅速回收。
1906年5月至8月，日本人德富蘇峰來中國游歷了78天，其間他到過蘇州、杭州?；貒?，他寫了一本書——《七十八日游記》，他在書中說當時的杭州城居民：“把街頭當成垃圾場，似乎成了人們的一種習慣，甚至并不在乎自家門前的垃圾會堆積如山。”
鑒于此，蘇杭商會開始進行社會自治，以解決公共衛(wèi)生問題。兩地的一些街道紛紛成立了自治團體——市民公社。公社接受蘇州商會的領導，受其保護，活動經費則自行籌措解決。1909年，蘇州觀前大街市民公社制訂了章程，其中有“衛(wèi)生方面清潔街道、通溝”的條款。其他街道的市民公社所訂立的章程也有類似條款，經過多方面的努力，最終兩個城市的衛(wèi)生狀況得以改善。
同樣是清末，北京城的衛(wèi)生狀況也有了改觀。其中一個明顯變化是，北京城的各條街道開始大量修建廁所，并對隨意便溺的現(xiàn)象加強了管制。而且，當時也設置了專門的車輛和人員回收糞便，他們當時以搖鈴為號，提醒老百姓。《京華百二竹枝詞》曾記載：“糞盈墻側土盈街，當日難將兩眼開。廁所已修容便溺，搖鈴又見穢車來?！?/span>